精准手术+康复，院士团队为200万脑瘫患儿打通“功能正常”之路
“今天，遗憾终于成为历史！”深圳华侨医院副院长董广文望着新揭幕的名医工作室铭牌，语气中带着释然与激动。6月29日，中国脑瘫医学联盟主席、英国皇家医学会院士、中华医学会骨与关节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徐林教授名医工作室落地在深圳华侨医院。华南地区的复杂脑瘫患儿终于不必再千里迢迢北上求医。
深圳市残疾人服务业协会会长蔡勇卫提供的数据更是凸显本地需求的迫切：“深圳户籍残疾人口接近5万人，脑瘫患者占了相当一部分。”
院士南下的“破壁”使命
600万，这是中国脑瘫患者的总数。其中，约200万患儿急需外科手术干预，以解除异常增高的肌张力、矫正畸形，争取回归正常生活的可能。然而，这条治疗之路布满荆棘。
我国脑瘫患者每年新增近10万例，由于此病的致残性强，造成严重的医疗负担，在治疗上也是医学难点之一，因为各学科孤军奋战，壁垒重重，而且缺乏统一治疗标准与协作机制，患者家庭在身体、心理与经济多重压力下辗转迷惘。
展开剩余75%“脑瘫治疗需要‘跨界’，”徐林院士一针见血地指出治疗困局的症结所在，“这不是骨科、神经内科或者神经外科、中医科或康复科单打独斗能解决的，必须靠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团队力量，这是一个团队的工作。
徐林院士表示，希望在深圳建立‘脑瘫外科治疗与康复一体化模式’，终结目前各科室孤岛作战的局面，实现真正的学科融合，并且牵头建立脑瘫外科治疗与康复一体化的国际联盟。”
据了解，徐林院士团队将其“脑瘫外科与康复一体化新模式”注入深圳，团队每月1～2天在华侨医院驻诊，疑难手术亲自带教，这是从“输血”到“造血”的质变。
一把手术刀，斩断三十年痉挛枷锁
据悉，1990年，徐林院士在国内首先开展SPR（脊神经后根高选择性切断术）治疗痉挛性脑瘫；1991年，他成功完成第一例颈段SPR术这是国际上最早的颈段外硬膜内SPR术。1993年徐林院士团队在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发表文章，自此，中国的SPR术走向了世界。JAMA杂志评价：SPR术在解除肌张力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方面，值得肯定。
“我累计做了2万多例脑瘫手术，”徐林院士说起自己的经验时，强调实践出真知，“这些光看书本是不行的，需要站在手术台上看一招一式才能把技术真正推广开来。”
SPR手术精准切断导致痉挛的部分脊神经后根，解除肌张力，改善步态，为功能恢复奠定基础。接着就是二期矫形手术，在SPR基础上，平衡肌力，矫正固定畸形，恢复肢体正常力线。徐林院士强调，患者需要终身康复，这是贯穿治疗全程的核心，尤其在SPR术后半年“黄金期”至关重要。
之所以能够取得好的疗效，徐林院士认为，“团队形成了一整套脑瘫治疗体系，SPR手术、矫形手术与康复相结合。比如术前康复、术后康复、二期矫形手术，这样可以将痉挛解除有效率98%，功能改善有效率达93.2%。”
深圳华侨医院院长胡明彦表示，专家团队带来，不仅仅是提高本院的临床技术水平，同时要把学术工作和科研工作做起来，真正建立影响力的专科。
南下深圳，徐林院士带着梦想而来，他表示，复杂的手术需要更精密的仪器设备，因此计划与清华大学深圳研究院合作将医学研究成果实现转化，研发更精细的手术设备，推动技术本土化跃升。
“千万级”脑瘫患儿迈开步伐的背后
在深圳华侨医院外三科，一位来自江西的母亲正带着3岁的孩子在走廊里玩耍，孩子走路不稳，但母亲却满脸满意，“以前他只能踮着脚走路，现在手术后终于可以把脚放平了走路，我已经很满意了。”
事实上，无数个成功的案例更印证了“手术+康复”体系的强大生命力。一位香港患儿的家长曾耗资千万元康复却收效甚微，最终在徐林院士团队的SPR手术后重获行走能力，被徐林笑称为“千万级”脑瘫患者。另一位1992年手术的男性患者，32年后随访肌痉挛解除，功能显著改善；而1999年手术的一名女孩如今已成为一名医生。
“三分手术、七分康复”，当被问及如何实现有效治疗时，徐林总结出核心路径：“有效解除肌张力、矫正畸形、实用康复——三要素缺一不可。”
手术并非可以解决所有脑瘫患儿的肌痉挛问题。徐林院士表示，SPR手术适应症和禁忌证的，比如纯痉挛，肌张力三级以上；无明显挛缩畸形或挛缩较轻；躯干及四肢有一定的运动能力；智力正常或接近正常，年龄3岁以上可选择手术治疗。而手术禁忌证则包括了手足徐动、共济失调、明显固定畸形、肌力差、肌张力低下、运动能力缺乏以及（相对禁忌证）脊柱不稳定或严重畸形等。
随着徐林院士团队跨越地域界限深度融入深圳医疗版图，深圳华侨医院也描画着未来的蓝图：建立脑瘫超早期筛查的“深圳标准”，走出大湾区，面向东南亚输出“深圳方案”，最终实现脑瘫患者5年功能改善率提升40%，树立华南乃至东南亚诊疗新标杆。 “这不仅是临床技术的提升，更是学科生态的重塑，让脑瘫患儿能够突破僵硬的桎梏，走向广阔天地。”胡明彦院长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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